中国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潮要从学衡派、新月派说起。对于这两个学派所接受的新人文主义及由此所派生的古典主义思潮，应有一种辩证的认识与整体的把握，其内质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成分的批判，属于质疑、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范畴。它具有历史关怀的内容，有着相应的意义取向，是作为对历史发展中激进力量的制衡而合理存在的，它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形成一种逻辑关联。
古典主义概念是动态的，随着历史进程呈现出多义的状况。其原初的概念内涵主要指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传统的思想倾向。而作为文学艺术思潮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是以17世纪的法国文学为代表，它的特点是：在政治上拥护和歌颂绝对王权；在思想上提倡以“自我克制”、“温和折衷”为主要内容的“理性”，尊重君主专制政治所需要的道德规范；在题材上借用古代的故事突出宫廷和贵族阶级生活并且赋予其崇高悲壮的色彩；在文学体裁上与封建等级观念相适应，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类别，并严格按照关于各种题材的人为法则进行创作；在艺术上要求结构严谨完整，语言简洁明晰。广义的古典主义是指超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而具有相类似的精神倾向和美学风格的文学艺术思潮，推崇理性、强化道德、规范法则、选择中庸等。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发端带有强烈的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性质。 从1922年至1934年左右，学衡派和新月派汇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一、承接西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至1933年终刊。《学衡》的办刊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一宗旨不同于林琴南等人的“国粹派”，有其新的特征：1.有新式的学理体系——西方的新人文主义；2.坚持学术独立，拒绝政治的追随、党派的偏激，以学术为生存真义，以阐求真理为终极目的；3.以中正中庸之道进行文化文艺批评，从而维护继承具有普遍永恒的人文价值的中西方传统文化。由于“学衡派”坚持新古典主义的保守主义性质，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捍卫，使它在充满反叛气息的历史转折时期成为革命潮流的对立面，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二、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实践性的论证与创造。如果说“学衡派”因侧重于人文传统、道德理性的宣扬与建构，缺少介入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实绩而受到质疑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对成熟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则有赖于梁实秋、闻一多、邓一蛰、徐志摩等人完成。梁实秋的“人性论”，反对唯美主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者的“纯艺术”论，徐志摩的理性的节制，标准的规范，常态的人性和健康与尊严的艺术标准等，都构成了古典主义美学思潮的具体内容。特别是30年代京派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文本，都具有古典主义美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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